“台湾腔为什么这么娘｜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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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国语，台湾人的说话方式为什么和大陆差别那么大？ 闽南语和台湾国语到底有什么关系？

同样是国语，台湾人的说话方式为什么和大陆差别那么大？ 闽南语和台湾国语到底有什么关系？

文|郑子宁

“我宣布你。 “别这样”“这个馒头好好吃哦”在很多大陆人眼里，台湾人的说话方式一直是娘炮的代名词。 21世纪初，这种甜美柔和的语调还会引起老干部们不同程度的生理反应，广电总局三令五申电视节目中不应出现台湾湾腔。

万恶的台湾湾腔是如何出现的？ 至少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屏幕上的台湾口音和大陆没什么区别——70年代琼瑶戏的林青霞、秦汉，以及期《庐山恋》的张瑜、郭凯敏的说话方式没有明显区别。 甜美可爱的邓丽君在1984年“十亿掌声”演唱会上与主持人田文仲交流时，两人的口音就像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陆人，和《康熙来了》等节目中台湾艺人的腔调完全不同。

那么，现在两岸在银幕上的口音差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正宗的大陆流

对台湾之声深恶痛绝的老干部可能已经忘记了，但现在央视主持人的说话方式和早年的广播室不一样。

很明显，当时的主持人和嘉宾发音都极其清晰，好像一个字就脱口而出，风格与现在大陆、台湾的广播大不相同。 而且1949年以后，这样的音响室没有马上消失。 如果不是慧珠最后说“大善人”，要准确评价录音年代就不容易了。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广播室看起来像是故意的。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用这种语气播放呢？

首先是广播技术的不成熟。 初始广播主要是调幅( am )，检测特定频率的电波振幅的变化，放大信号电压的变化，通过扬声器广播。 技术简便、接收方便、传输距离远，但这种广播音质差，不仅音频带宽窄，任何同一频率的电信号都不会干扰。

▲被誉为“无线之父”的叶片，在电子管作用方面的发现为广播技术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音质受到限制，声音清晰一定很重要。 本来在喧闹的背景音中，播音员的口音太快模糊的话，听众的耳朵会很痛苦。 另外，高频音在初期的技术条件下音质损失很小。 因为这段古老的录音对现代人来说通常更尖锐。

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工作室之所以奇怪，更直接的理由是，尽早播放听众的话就是这个调子。 广播技术诞生于20世纪初，条件有限，能收钱的人很少，最早的听众主要是社会上层。 并且，那个时候，很多新富裕阶层要挤进以前传下来的精英阶层。 口音接近上层是提高价格的捷径之一(详见大象公会过去的文案《口音与阶层》)。

社会上层的口音为什么这么奇怪？

在世界各地，上流社会的口音通常很清晰，从下层口音中消失的一部分对立往往会留给上层。 英国上层的rp腔lip lit lick很清楚，但是伦敦工人的发音经常很模糊。 同样，20世纪初北京上层的口音系与平民没有音位之差，但读书时也留有声音。

从教养和身份来看，上流社会也大多重视家人讲得清楚。 例如，在漫长的正音和演说之前就流传下来的英国，连乔治国王和撒切尔夫人都请他指导发音，中国的“颜氏家训”也多次强调了正音的重要性。 在大众看来，这种对正音的执着常常显得疏远。

电影《铁娘子》的截图:撒切尔夫人正在接受发音训练

相反，吞咽、继续读这种大众常见的语音歧义(通常，北京人读“大栅栏”、“德胜门”的第二个字母时)，在重视清晰的上层口音中往往要轻得多。

所以，广播中北京蒙八旗出身的词慧珠，说话时几乎没有普通北京人常见的吞吐声。 同样，擅长吟咏古诗的叶嘉莹教授，因为成年后移居台湾，所以能保存这样早期的广播室，和现在的北京人不太一样。

这种口音的区别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科教文卫凝聚的海淀区和机关大院长大的北京人，和南城胡同出身的各爷口音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前者的发音比后者明显更清楚。

不仅是中国，美国早期的上流社会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与英国交流密切，尊重英国文化。 这个早期美国广播的发音也和罗斯福总统等上流人的发音一样，非常清晰，类似带有阻断感的英国rp腔，被称为“中大西洋口音”。

广播室的式微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民国口音都延续在初期。 但不久，这种口音在大陆就不合时宜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展开。 文革期间，要注重声音的力量感，体现血性和气魄，惊动各路牛鬼蛇神。 像以前那样发音清晰，感情相对中立的播放方法自然不符合要求。 这样的广播腔在今天的朝鲜依然是主流，比如著名功勋主播李春姬吞山河的广播被誉为“肝胆相破”。

朝鲜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李春姬

1978年以后，文革腔也保存在党政机关和军队的纪录片中，但在普通的电视节目中找不到踪迹。 但其内在精神已经深深植入大陆人的说话方式中，并不限于普通话——香港回归前中国曾制作过推广基本法的粤语节目。 播音员来自广州，但在香港播出后，恶评如潮，市民纷纷语调过于凶恶、蛮横、不快，最后只好再给香港播音员录音一次。

那时台湾的广播语调仍然是以前的老路，直到80年代台湾社会发生了剧变，广播室的变化还不清楚。 真正离间两岸的是，90年代以后两岸广播室被普遍生活化的语言所取代。

大陆文化产业高度集中在北京，京腔的影响大自然越来越大。 更重要的是，口音不再是分层鉴别的标志——在正式场合操纵南城胡同腔的北京话，不再被视为鳗鱼。 虽然广电总局再三要求电视节目主持人说标准普通话，但许多地方台的节目为了体现亲民和生活化，主持人漏了不咸不淡的京腔。

赵本山是春晚崛起，铁岭语也占据了很高的生态。 在大陆中部和南部的很多地方听广播时，主持人经常会说两句东北话。 否则，发出罐头笑声时我不太有信心。

在过去的20多年里，赵本山是春晚小品的常客

台湾的情况更特殊。 标准意义上的国语来源于北京地区的方言，但台湾当地没有人说北京话。 国民党移居台湾后，外省人来自大陆各地，这些主要居住地由台北“天龙人”长期主导台湾社会，他们一般用国语交流。 因为这个后代通常能说相当标准的国语(例如马英九)，被称为“台北国语”。

为什么《台北国语》要把台湾湾腔变成“女儿”？

为什么妈妈这么

首先我来自外省。 外省子弟高层多来自江浙地区，台北国语鼻音较轻，ing/eng这种粗后鼻音不出现在大多数人的口语中，类似苏州话、上海话，听感自然柔和。 外国人中说山东话等北方话的也很多，但他们大多是眷村的下层军官和士兵，对台北国语的形成影响不大。

台湾本地人以闽南语为主，闽南人说国语相当粗硬，被嘲笑为“地瓜腔”。 在文化中心台北，这种调子明显不会流入。 在国民党的宣传下，台湾当地人极力模仿外国人的台北国语。 当地人的方言基础，不仅模仿结果鼻音轻，而且缺乏翘舌音、默默无闻的贫困等，逐渐保存了闽南语的一点特点。

另外，闽南语语气词的采用远远多于大陆普通话，台湾人的语气比大陆人亲和得多。 “真热啊。 不错哦！ 好热啊！ ”自然地，比起“太热了，没什么差别，我太热了”，我更像“母亲”。

台湾综艺节目中频繁使用“啊”“啊”等语气

音高也是“女儿”的首要原因。 可以看出台湾话的音高比大陆的普通话要高一些。 因为女性的音高自然比男性高，所以感觉高音高自然就女性化了。 这可能是因为台湾从闽南语过渡到国语的过程中女性起了先锋作用，女性的口音成为了模仿对象。

这种模仿女性口音的现象极为普遍，在大陆各种南方方言区说普通话时的音高也常常比方言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女性比男性更重视自己的形象，在服装和举止上更重视流行。 语言也不例外。 因为这个女人经常比男人先模仿语言。

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与男性后代的接触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往往会导致整个社会口音的变化。 例如北京有女性国音的口音，20世纪初在女学生中很流行，把j q x读成z c s，看起来更娇气。 但是，现在这样说话的北京人不限于女学生。 当时的女学生已经成长为母亲和祖母，她们的子孙无论男女都有“女国音”的痕迹。

苏州话在19世纪，“毛”“鸣”字的元音接近了英语cut的u，现在苏州评弹还是这样发音的。 1928年赵元任在苏州查吴语时发现，当时男女已经不同了。 女性发出这个音的话韵母会变得更靠前尖锐的ae (英语cat的a )，男性还发着老音。 但现在苏州已经都成了女声的ae了。

男性的影响一直很小——京沪少数男性将s视为与英语th相似，常常被视为“小混混”、“胆小鬼三”，总是难以扩散。

不仅是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经历过清除一切的政治运动，台湾教育比大陆留下了更多儒家痕迹，更加重视“财富和知礼”，大多数台湾人的说话方式自然比大陆显得文气阴森。 台湾大学教授洪惟仁80年代后期，访问大陆厦门、潮州等地时，观察到台湾女性比用同样母语说闽南语的厦门女性温柔得多。

台湾艺人林志玲

随着台湾民主化和本土主义的兴起，国民党以前所致力的台北国语，其权威地位逐渐被年轻一代的腔调所取代。 罗大佑在1982年的名曲《之和平者也》中也讽刺过年轻人的说话方式。 这样的区别至今仍可见，许多老艺人如金士杰、李立群等保留着原有的国语口音。

事实上，台湾人的“母炮”不仅是语言，在睾酮满满的大陆人看来，台湾人在服装和行动上一个也没有。 关于台湾人为什么这么“娘”，请期待后续的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