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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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40多年来，美国的研究逐渐成长为中国社会科学行业的显学，吸引了众多学者努力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学者基于不同的时间跨度总结了国内美国研究的快速发展过程。 例如，胡国成( 2002 )主编的《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00年左右中国的美国研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专题评价。 孙哲( 2008岁)着有的《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 1979—2006 )》，从政治外交的角度考察了1979年至2006年中国对美国研究的迅速发展状况。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力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两国关系和中国对美国的研究表现出了一些新的优势。 因此，本文拟在对过去20年中美国研究进行要点梳理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的不足，提出可能的快速发展方向，为推动该行业研究纵深快速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二、中国美国研究的简单快速发展过程

中国对美国的研究是比较美国历史、政治、外交、经济、文学等各方面专门研究，探索其行为规律的学科专业，受双边关系的影响是其首要特征之一。 以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变迁中的重要线索为线索，中美关系大致可以每十年分为一个阶段，据此笔者将40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9年至1989年。 中美建交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趣味性，研究美国的学术机构相继成立。 据1989年统计，全国约有70家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学术机构，数千名专家学者从事美国问题研究(孙哲2008:66 )。 。 随着专业研究队伍的成长，专业性学术刊物《美国研究》于1987年正式创刊，中华美国学会于1988年成立。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以美国史和中美关系为主，由出现基础性作品的杨生茂等( 1981 )合编的《美西战争资料选集》、曹绍瀛( 1982 )着的《美国政治制度史》、黄绍湘( 1987 )着的《美国

阶段1990年至1999年。 这一时期，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单极霸主，中美关系进入新的适应阶段。 在此期间，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全面展开，中美关系和涉及美国历史、外交、政治、经济、文学、军事等行业的大规模研究项目得到推进，取得了重要成果。 总体而言，美海外交往和中美关系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有关美国经济、社会、文化、思潮的研究有所增加(资中筠1998:135 )。 。 1993年，中美关系史专门研究委员会成立，中美关系研究得到大力推进，中美经济关系、中美军事关系等研究空小白逐渐填补(资中筠1996:140 )。 。 这个时期，中国研究的代表性作品是杨生茂和陆镜生( 1990 )合着的《美国史新编》、李道一揆( 1990 )着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杨生茂( 1991 )编辑的《美国海外交政策史: 1775》 陶文铉所着的《中美关系史( 1911—1950 )》( 1993 )、主编的《中美关系史( 1949—1972 )》( 1999 )、蔡祖铭( 1993 )主编的《美国军事战术研究》、陈宝森等人( 1993 )

阶段2000年至2009年。 这一时期，研究美国的新学术机构相继成立，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持续展开。 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绪李、杨生茂、丁则民、李剑鸣、余志森等美国历史学家历时23年完成的《美国通史》六卷本，这部著作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 在此期间，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化，军事战术、法律、公共政策、民族、移民、媒体、文化等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李爱慧2004 )。 。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美国的评价比较正面，许多研究都以迅速发展中美关系为首要宗旨。

第4阶段:至年。 这一时期，随着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阻滞，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优势越来越明显，中国对美国研究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 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企划指导组批准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文化的帝国: 20世纪世界“美国化”研究》(王晓德)、《美国战争小说史论》(李公昭)、《美国海外邦交的奠基时代( 1776—1860 )》、。 《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美国人才吸引战术与政策史研究》(梁茂信)、《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配对)、《美国西部牛仔研究》(周钢)、《英美军事战术同盟关系的形成与迅速发展( 1919—1945 )》 这些精品著作涉及美海外交、战争文学、法律、环境史学、人才战术、文化和军事等主题，在研究视角、研究深度和广度等方面都可以纳入圈内。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完成了第一份《美国问题研究报告》的编纂工作，评价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及中美关系等各行各业的情况。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还发表了《美国研究丛书》、《美国研究翻译丛》、《现代美国丛书》系列著作，深入发展了中国的美国研究。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具有进一步开展研究行业、进一步开拓研究方法、进一步壮大研究队伍等优点。

三、二十年来中国美国研究的第一行业

知网搜索和百度学术搜索展示的结果表明，近20年来我国对美国的研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出以下优势:1)政治、经济、文学和文化、法律等仍是美国研究的首要行业，但也出现了相当多的有影响力的优质成果； 2 )历史、军事、宗教等先前传入的研究行业成果数量减少，成果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3 )互联网、环境、科技、公共卫生等研究行业成果数量明显增加。

(一)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史研究一直是中美关系研究的基础，近20年来陶文铅、王通缉令、牛军、戴超武、王新等有影响力的学者在这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探索。 陶文铉、沈志华、杨奎松等学者长期致力于完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及对华情报判断资料，《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1949—1972 )》(全三卷)、《美国对华情报报复号资料( 1948—1976 )》

特朗普上台前，国内学者对中美新型政治关系构建问题研究较多，特朗普上台后，国内学者对中美战术与安全关系的关注明显增加，吴心伯、袁鹏、朱锋、金灿荣、牛新春、达威、李威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应有尽有。 李威()在《制度之战:战术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中提出，中美关系正在向着战术竞争的基本态势加速，激烈的竞争和深入的合作并存。 国际制度竞争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新形态，已成为中美战术关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制度之战”取代了“枪炮之战”，成为支配未来国际秩序发展的根本力量(李威:1-2)。 圩很重视通过国际和中美国内的多因素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趋势，它在《国内战术定位中美关系的选择》一文中提出“国内战术方向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 (达到Wei2019:20 )。 他(达威2019 )认为，过去40年中美两国国内战术方向的协调是维持中美关系突破、快速发展、稳定的重要原因。 只有得到各自国内战术支持的双边关系才是持久的、真正富有稳定性和韧性的关系，当前中美两国国内战术方向的差异也是中美关系面临典范转变的重要原因。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中美经贸关系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 蔡伟宏、陈伟光、李威、沈国兵、宋国友等学者深入研究了中美经济战术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世界经济管理的影响。 然后，国内学者就如何应对中美经济竞争展开了讨论。 正如海拔( 2019 )提出的，中国必须具备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和必要的准备，现阶段的“一带一路”建设必须立足于未雨绸缪，为国内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对冲方案 林毅夫( 2019岁)指出，中国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城市化方面仍然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依靠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从而应对中美贸易争端。

(二)美国海外邦交

经过资筠、华庆昭、时殷弘、沈志华、崔丕、蔡佳禾、张小明、戴超武、赵学功等学者多年的努力，中国学术界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海外交史研究，特别是冷战时期的美海外交史研究。 沈志华()主编的《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示范研究》，是国内学者利用当时新的加密文件，进行美国海外外交政策决策研究的近期代表性集体成果。 年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解读冷战时期美国重要战术设计者的思想和行动，阐明美国对外战术决策过程和实施过程的丛书。 这套丛书共有八本，分别是《布热津斯基:美国地缘战术大师》(胡莹)、《麦克纳马拉:美国国防战术的合理设计者》(葛腾飞)、《基辛格:美国的“外交魔术师”(龚洪烈、高金虎) 其中，石斌()说明了保罗·尼采在整个冷战时期在美国政府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和作用，考察了该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术的发展历程。 总体上，该研究方向的学者“非常重视新材料的挖掘和利用，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与合作”(李剑鸣: 110 )。 。

对当代美国外交研究而言，在理论研究方面，以倪世雄为代表的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了理论维度的支持。 在现实议题研究中，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引发的美国对外干涉和霸权问题、美国全球战术重心转移引发的新美国战术调整问题、以及不同总统政治引发的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变化问题等，持续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 例如，国王通缉令( 2003 )从美国核心意识形态、权力平衡、决策机制、社会结构和文化由来已久等多视角揭示了美国霸权的根源。 石斌()探讨了美国“好战主义”的含义和表现形式，从历史—文化、法律—制度和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外交与安全战术以前流传下来”的首要根源，并从制约机制上预测了其快速发展态势。

有趣的是，有学者对美国外交政策观念的时空转换机制进行了研究，对中美外交提出了非常有远见的建议。 铁军( 2002 )从美国“修正主义”对日观的兴衰及其对美日政策的影响入手，探讨了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及其与实力因素的关系。 他说，在中美关系中，“结构转型和力量变化对国民心理和感情水平的冲击，使人怀疑现有的观念，容易产生新观念。 新观念接下来将成为双方冲突的新起点，进一步加剧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何将这种观念变化的幅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何在急剧变动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形势做出符合客观现实的评价”(于铁军2002:69 )，值得深思。 另外，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交流的频繁，美国的公共外交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课题。

(3)美国国内的政治

总体而言，美国国内的政治研究行业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议题。 一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政策研究，涉及财政、预算、税收、教育、医疗保障、公司监管、文官制度、公务员管理等多个方面。 第二，是美国国会的研究，第一，涉及美国国会的制度和立法理论与行为、美国国会的对外交流与安全功能、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与作用三个方面。 例如张春( 2007:121 )在《美国国会文化生态探析》中，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考察了美国国会，“重点探讨了国会对美国社会的反作用，从这种相互作用的制度层面，阐明了国会文化生态与国会选举、国会议案的联系”。 三是美国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研究。 在这个议题研究中，吕磊( 2004 )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研究、钱满素( 2006 )的美国自由主义研究、张宏毅( 2006 )的美国意识形态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以前流传着社会政治议题的研究，涉及政教关系(如刘澎2001； 刘碧波、李一达)、美国利益集团(如谭融2002 )、选举政治(如赵可金2008 )、党派(如房广顺)、地区政治(如王勇)等多个方面。 五是对新兴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 例如，张业亮“重要选举”( 2004 )、“政治极化”现象( 2008 )、“同性婚姻”()、“胚胎干细胞研究引发的争论()”、枪支管制()、“替代右翼崛起现象( )”、特朗普政府的“解构行政国”亚洲

(四)美国经济

在美国经济研究行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外经贸大学等大学的相关研究机构都是重要的学术力量。 这个研究行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议题:一是美国经济周期研究。 如杨盼望()在《美国经济周期百年注意》的文章中，考察了1854年以来美国经历的三十三个经济周期。 她(杨盼: 22-23 )表示，由于“经济结构性变化、现代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原因，美国经济周期逐渐变长、收缩期变短、扩张期变长、“这是当前美国经济总体稳健， 这种美国经济增长出现的特征被认为是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新现象”。 二是美国经济制度和政策研究。 例如肖炼( 2007 )就美国经济和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国新经济和高新技术和知识产权、中美经贸关系、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张宇燕( 2008岁)从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经济制度、现象和美国霸权，潘锐等人()探索了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 三是美国经济结构研究。 例如，李滨()从国内经济结构的角度拆解了当前美国政治社会分裂的根源。 他(李滨: 40 )指出:“目前美国处于政治和社会分裂的状态，其根源是美国存在面向世界的国际经济和面向国内的民族经济这两个经济成分。” 两者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体现了“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的冲突”。

(5)美国文学与文化

在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行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山东大学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等是重要的学术力量。 这个研究行业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议题:一是美国文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大体上沿着“批判”到“合流”(金衡山: 203 )的路径展开，越来越“强调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研究者的自我意识，关注新理论的新视野”(朱雪峰: 173 )，成果丰硕 以李锋() 20世纪美国文学为代表，系统论述了商业伦理批判应用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和现实可行性，并阐述了相关研究的做法。 二是美国政治文化研究。 正如唐士其( 2008:8 )在《美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及其影响》中指出的那样，自立国以来，美国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基本大体。 也就是说，普遍主义大体上是特殊主义，这是美国政治二元结构的具体体现。 两者的相互作用“既维持了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后基本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控性，又为社会政治迅速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唐士其2008:8 )。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上台后引发的民粹主义思潮成为近年来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焦点。 例如，刘瑜()写道，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中的“权利革命”是政治文化两极化的原动力，保守派在应对自由派大幅“进步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被包围的心理”，从而引发了特朗普现象。 此外，吕庆广()系统解体了战后美国左翼政治文化理论和实践历史的快速发展路径。 邢悦和詹奕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美国政治现象迷雾背后的真相赵逸峰()通过对克林顿弹劾案的个案分析，探索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本质。 潘亚玲()将政治文化和外交战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美海外交战战术背后的深刻动因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三是美国文化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花费时间将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融为一体，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并取得了代表性成果(如董小川2006 )。 。 四是美国的海外交文化和战术文化研究。 王晓德( 2000，)和赵景芳( 2009 )等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

(六)美国法律

1990年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参与了包括美国法在内的外国法的研究。 王希( 2000岁)梳理了美国宪法的迅速发展演变，探讨了美国宪法的思想和大体渊源及变化，分解了美国宪法变化的动力、机制、形式和结果。 任东来是历史学出身的美国司法案例研究者，他开展的跨学科研究往往能获得不同于单一学科视角研究的独特见解。 正如他(任东来2007:28 )在《试论美国最高法院和司法审查》的文章中提出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表明，中立一样的法院及其大法官仍然无法完全摆脱时代潮流的影响和政治势力的介入。 司法自由主义也好，司法保守主义也好，司法能动也好，司法抑制也好，人们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理解”。 另外，国内学者还对美国商法(如苏号朋2000 )、知识产权法(如李明德2003 )、刑法(刘士心)、环境法(如张辉)等法律进行了研究。

四、二十年来中国美国研究的第一个不足

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美国研究方面的许多学术精品，在国际上享有良好的声誉。 但在研究议题、研究视角、研究路径和做法等方面还有些不足，不可否认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偏重于上层政治行业的议题研究，对“大众政治”的关注相对较少。 国内学者重视美国国家安全战术、对外战术、外交政策，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这一由来已久的高层政治行业的议题。 事实上，“研究进入‘大众政治’的后现代美国，必须超越以往政治学的解体框架，重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视野，下沉研究重点，伸出注意力的触角，触及当下美国脉搏的真实律动。” 因此，关注社会大众将成为美国研究的快速发展趋势。

其二，单一维研究成果多，交叉融合研究成果少。 以前美国的研究多属于单一行业，或基于单一维度，但现在出现的新议题多具有多维度和跨行业的优势。 另一方面，几乎从以前就流传的议题的内容正在扩大。 一直以来流传的战术力量研究注重军事力量的一维度，但目前的研究还涉及互联网、太空、深海、生物安全等新的战术和安全行业，运用跨域融合的视角考察研究对象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全球、区域或跨国研究已成为国家议题研究的重要途径。 当美国史研究可以使用跨国史/国际史研究方法时，中美关系研究可以将具体问题放在国际或地区格局上。

其三，宏观问题研究成果多，微观案例问题研究成果少。 科学研究应该具有“问题”意识，当然这意味着具有“真正的问题”，即“研究价值和研究所需的问题”。 张星久: 41。 一般来说，美国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问题研究和微观问题研究两个层面:前者以国家、社会为解体单位，如美国国家安全战术研究、美国政府内外政策研究、美国政治体制研究、美国两大政党的运作研究等。 后者以美国主要决策者研究、美国作家个人研究等个人、公司等为解体单位。 无论是宏观问题研究还是微观问题研究，都必须真正发现、研究、拆解问题，下沉，结合具体案例拆解。 陶文铉()提出，中美地方政府层面的交流、中美经贸交流中的公司和个人、中美文化体育交流中的公司和个人等，中美关系中存在许多值得研究的案例。 不可否认，案例研究有时容易引起偏颇的问题，因此需要与宏观思考相结合。

其四，研究手段和途径的局限性依然明显。 总的来说，“国内美国的研究原则仍然沿用着以前流传下来的‘历史-政治’分解法，在经济学行业中几乎没有广泛应用的‘模型构建’的做法，缺乏定量分解和统计分解”(蔡翠红、倪世雄) 。 关于美国史研究，李剑鸣( 2002:38-40 )认为其做法论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片面强调理论的阐明，忽视历史研究史实的主要性；二是美国社会政治与利益集团之间 三是存在研究对象时空条件缺乏深度“理解”和“同情”。 王晓德( 2002:122 )指出，光是孤立地看待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就缺乏国际视野。 陶文铉( 2002: 86 )提出，中美关系研究应积极利用新的加密文件和新的技术手段。

五、关于中国美国未来趋势的几点思考

(一)准确把握美国研究的时代内涵

关于美国研究的价值，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美国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的观点，另一种是强调将美国作为文明体进行研究的学术意义(王晓德2002:124 )。 。 总体来说，前者占首要地位，但也容易产生一点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视野局限在一些默认的框架内，以美国为批判目标，从而无法提出自己的理论创造见的问题(资中筠1997:1997:100 ) 王新(:606 )在《踌躇满志的霸权:美国崛起后对身份混乱和秩序的追求( 1913—1945 )》的《后记》中写道:“本书讨论的是美国的对外关系，但在构想和创作的过程中不时浮现的是中国。” 这反映了作者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研究道理。 王新的方法可以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点启发。 应该说，各时代的研究都有其优越性，对时代主题的追究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学理价值。 一项研究要想站在时代的立场上流传很久，就必须基于自身的时代空背景构建具有时代内涵的学术框架。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如何在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准确把握美国研究的时代内涵，无疑是一个新的严峻挑战。

(二)积极建设美国研究的“中国学派”

尽管中国学者组成了除英语以外世界上最大的美国研究集团，但未能形成具有鲜明中国印的学术共同体，即美国研究行业的“中国学派”。 事实上，“中国学派”建设需要构建具有共同内涵的中国特色理论学说，需要开展学术创新性研究，需要确立自身的国际学术地位。 关于研究方法，无论是实证归纳研究还是理论演绎研究，都是知识生产，没有优劣之分，只适用与否。 因此，中国学者在开展美国研究时，重复自己擅长的研究路径，借鉴和运用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手段、研究做法和研究资源，探讨研究价值和研究所需的问题，如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和亚裔群体文化，以及双方

(3)努力维持适当规模的美国研究专业队伍

改革开放后，美国的研究逐渐成长为显着的学校，国内对美国研究人才的诉求增大。 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去美国留学或访问，很多人选择了美国的中国学系，这无形中减少了当地美国人学习中国学深入了解中国的机会，学成回国的人中有不少从事美国研究。 近年来，国内美国研究行业的竞争性日益增强，专业研究队伍的稳定性面临考验，人才流失现象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中美关系已到达新的历史边缘”，适度规模的国内美国研究专业队伍，无论是学科自身的快速发展，还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