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学：季羡林文化成就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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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说他太太彭德华一辈子都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游戏。 其实全国仰慕老师的人对老师在各学术行业的研究知道多少？ 另外，光凭季先生深入研究的吐火罗学，我觉得还不太为人知，这是季先生文化成果的象征。

吐罗文是我国新疆地区失落的国语，至今仍在被发现

这位吐火罗文的父亲，看到了来自吐火罗文出土国的季羡林。 其实，季羡林学习吐火罗文是非常偶然的。 要不是因为战争切断了季羡林的回国行程，要不是季羡林的梵语教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召入伍，要不是西克教授接任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职，西克教授把季羡林看成是一位可塑性语言天才，几乎武断地把自己的看家本领看成是这个异国他乡的语言天才。 到目前为止，季羡林的大脑中有7种以上的外语，所以一个身体的头脑能容纳多少种外语呢？ 季羡林的心没有底。 但是，既然老先生要武断地向自己传授所有的看家能力，你敢教，我就敢学。 开始学习这样的天书的时候，他很辛苦，但不久学习就变得有趣了——一周上两次课，不觉得苦，反而想上课。

1946年季羡林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和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后发表了一点论文，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兴趣的论文是《浮屠与佛》，这也是老师自己到1949年最满意的两篇论文之一。 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就《浮屠》和《佛》谁先谁后的问题争论非常激烈，季羡林利用自己的吐火罗文知识，揭示了《浮屠》和《佛》长期存在的不准确认知。 季先生认为，《浮屠》是梵语buddha的音译，《佛》来自吐火罗文。 两者含义不同，“佛”不是“浮屠”的简称。

由于吐罗文多为以佛教为主题的文案，在季先生之后的印度学和佛学研究中，认为早期的佛教并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中国的，而是经过了中亚的中介。 1974年春天，在新疆耆那县千佛洞附近发现了88页的吐火罗文残卷。 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知道，目前全世界只有20多人懂吐火罗文，中国只有季羡林懂。 李春来北京，把带的残卷交给季先生。 季羡林经过十多年的研究，终于解读了所有的残卷。 这是一部名为宣扬法的《弥勒会见记》的27幕剧本，季先生的解读也结束了吐火罗文在中国的出土，认识了他在外国的历史。 特别是老师《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的英文草案在德国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因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取得的杰出成果，被聘为冰岛出版的世界唯一《吐火罗文与印欧语研究》杂志的顾问。

那么，季羡林在中国发起的吐火罗学，对季先生的文化成果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首先，吐火罗文是失落的国语，是世界上不太能理解的绝学。 “为了圣继绝学”是“仁者”的文化使命。 如果说学习火罗文是偶然的机会，那么学习梵语和巴里语是老师的自觉选择。 梵语在印度和尼泊尔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越来越少(印度有14000多人以上)。 因此，梵语和巴里语基本上也是古典语。 对中国学者来说，既精通梵语又精通巴里语，熟练应用于佛教和印度学的研究，通过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佛教传播中的历史问题进行创新研究，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世界上很少有人。 季羡林也学习过希腊语、拉丁语和古埃及语，它展示了为“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 老师有复兴国学的尝试:临终前，读古书要读原文，不要读译文，不要读简化字的复印件，而且复兴国学要从木偶抓起。 用白话文翻译古书的话，意思也会发生变化。 很多古典词汇没有现成的现代汉语对应词汇。 关于这一点，季先生的注意有警告的意义。 复兴国学对于从木偶抓起，表示了老师更深的文化担忧:为什么“五四”后一代、包括季先生在内的一代，即使是研究西方和印度学问的人，国学的基础也很牢固？ 现在，无论是研究什么样的中国文学、哲学的学子，国学的基础还很坚实吗？ 因为没有从娃娃那里抓住。 老师临终前复兴国学的一些想法，是否有现实的可行性是完全可以讨论的，但很明显，老师“为了圣继绝学”表现出了文化上的忧患感。

其次，吐火罗学作为文化纽带，具有联系各大文化的象征意义。 吐罗文作为中亚语言，在中国国内属于印欧语系，地理上接近印度、伊朗，但语言上接近欧洲人采用的印欧语系。 这对季先生的文化成果来说有极其象征意义。 老师精通国学，他曾在哥廷根大学从事汉学教育和研究。 90年代以后，提倡国学，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观、思维的直观性、审美的品味。 但是，季先生对国学的一般观念和倡导，以及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化使命感，被窃取为与“国学大师”的“品牌”不一致。 因为老师的首要学术成果不是国学方面的。 即使从所谓的“大国学”的角度来看，也不应该称老师为“国学大师”。 因为老师的第一个学术成果是用西方现代的学术做法研究印度学。 国学这个概念是伴随着“西学”“印度学”等概念而产生的，如果将所有的学问囊括在国学中，国学实际上就会被废除。 因此，即使是偏向国学的《季羡林文集》第九卷和第十卷的《糖史》，也有着跨文化交流的学术观点。 他认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糖”字有同样的发音。 例如英语中的sugar、法语中的sucre、德语中的zucker等都来自梵语中的sarkara和巴厘岛的Sarkhara，所以据估计蔗糖是从印度通过波斯传到欧洲的。 所以《糖史》(一)作为单行本出版时被称为“文化交流轨迹:中华蔗糖史”。 季先生精通西学。 他在清华读的是西方文学系，在德国留学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 他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使用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视野和主题学、母题研究方式是向德国学习。 而且老师除了精通德语、英语、法语、俄语、南斯拉夫语等现代语言外，还学习过希腊语和拉丁语。 虽然季先生不擅长西学，但是季先生不能说是“西学大师”。 由于季先生精通梵语、芭蕾舞语、印度学，被称为“印度学大师”、“东方学大师”，可能比“国学大师”要合适一些。 但是他在研究佛教和印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时，经常观察到中国对印度的影响这一回流现象。 因此，重视各大文化之间交流的季羡林，是名副其实的跨文化研究学术大师和语言大师。 如果配合他的散文创作，称他为文化大师也是正确的。

季先生是大智先生，他邀请“学术泰斗”和“国宝”是谦虚的，邀请“国学大师”是真诚的意思。 我们应该为老师发送更准确的词汇。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复兴的主将、文化研究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千古！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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