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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台北站的时候,肚子饿了,前胸贴着背,觉得台北整个城市都弥漫着食物的香味。 正好有绿营的人从南部来,台北站前被示威人群包围着,眼前布满了绿色的衣服和紫色的围巾。 没看过这么大的游行,大家都在骂马英九,所以有点震惊,但是后来看了很多台湾的电视节目的时候,我渐渐习惯了这种傲慢。

当时z先生的车被托运弄坏了变速器的零件,我们推着车在台北街头找车。 我找到了一所叫彩色摩托车的房子。 零件不合适,业主从店里的新车里拆了一个给我们,然后问我们饿不饿,我们说饿,他马上拿了钱包就出去了。 我又震惊了。后来老板回来了,拿了很多食物,说拜托你们了。 我们害怕地吃着上司给的东西,看着上司拆了车给我们修车,我想自己真的是走了狗屎运,遇到了好人。 这是我在台北吃的第一顿饭,是台湾人给我的第一印象。

但是,在接受各种帮助的时候,我知道这种帮助对他们来说是习性。 彰化的时候,我们想找个寺庙住宿,随便抓住了坐机车的人问路,我看到这个叔叔向右拐。 我们上了三岔路,迷失了方向,想问路,但那个叔叔在十字路口等着,害怕我们在这里不知道方向,就追了过来。 垦丁在去台东的路上,晚上在山上骑自行车,天黑了,我们开始坐车,伸出手的第一辆车停下来,帮我们搬自行车。 不该骑自行车的小站坐地铁的时候,列车长让我们疏通关系和上级商量,让我们上车,送我们离开站台。 苏澳我们遇到了叔叔,谈过之后,他说喜欢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和大陆人交流。 最后离开台北的时候,自行车店的叔叔坚持要送我去机场,买了一箱蛋挞给我坐飞机吃。

我不认为这些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认为渐渐地,我们在黄昏中所想的那种生活状态是他们的常态,自己也渐渐地开始了习性般的帮助。 但是,下飞机刚回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给我泼了冷水。 晚上的飞机拖着晚点打包的自行车,出租车肯没载我。 我的同伴再三表示放在车后面,但是司机很麻烦,没有试。 那时,真的,嗯,我又回到了满是血的现实。

旅途中遇到了许多台湾人,对大陆感兴趣,他们喜欢和我们谈论政治,想了解大陆年轻人的想法。 我没有遇到很偏激的,大部分说经济快速发展最重要,大家本来就同根同源,交流是必须的。

他们对大陆有误解。 我在和在苏澳的火车上嚼槟榔的大叔说话,他不知道人生的地,怎么去岛上转一圈? 我,为什么不敢呢? 他说,反正不知道人生地的我一定不敢去大陆,听说不会回来了! 我马上纠正他。 人贩子和坏人真的是极少数。 有人问,要自己带修车的工具,大陆难道没有修车的地方吗? 我赶紧把他修好。 不是。 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不了解大陆。 我们谈过的大部分人都来过大陆。 住在知本的民宿老板是个老奶奶,一个人住,说儿子在内地工作,她也去过广州和福建。 说害怕,我对她怎么了? 她说她不敢过马路,怕被撞死。 大陆司机开车送命是一样的。

有人说,遇到理性客观的台湾人,大陆发展很快。 台湾的政府没有控制力,媒体一团糟,经济不行,保障也不好。 他说光的自由有什么。 不,我们说过羡慕你们的自由民主主义啊。 他说不行,死得一团糟,盖房子五六年没拆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话。 我只能说,家家都有难读的经,有社会的平衡点,真的很难找。

奇怪的是,大部分台湾人,不管对大陆有什么看法,都对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我说了,我们现在很独裁啊。 他们说台湾也有过这样的时期,还记得二二八白色恐怖袭击。 因为他们地方小,所以变革很快,但我们不太容易。 但他们说,你们会好起来的。 只是需要时间。

没想到有一天,从他们的嘴里会发现我对国家的信仰。 而且他们的话出乎意料地高兴有用。
我现在很怀念台北潮湿的空深入空气和骨髓的文化氛围。 街头抽屉里大叔大妈很文艺,女孩子都是正妹。 走在师范大学夜市的时候,胡子描写的正妹夹着正妹,正妹分裂向正妹的景象时,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受挫。 我也很怀念垦丁的好天气和第一次看到那么蓝的大海,很兴奋。 冲浪的时候,摩托艇走到了离沙滩很远的地方,弯了,我没抓住,直接掉到海里,第一次被大海包围,那真是无与伦比的感觉。 想念池上便当; 怀念危险美丽的苏花。 想念海边的落日和鸟。 我想念住在青旅的香港朋友子丰。 我想念可爱的自行车店。

我对台湾很熟悉。 不是史书遥远的地名,而是我的记忆。

台北的最后一天,我一个人去了猫空缆车。 从山顶下来的时候,天渐渐黑了。 缆车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放了雷光夏的《黑暗之光》(雷光夏也一直陪伴着我,在垦丁的海边)。 随着歌声,缆车逐渐上升,唱到了高潮。 突然,缆车翻了山。 车窗外的小雨模糊了玻璃,整个台北在雾中,可以看到远处的101。

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受到台湾清晰的脉搏。 那是我觉得15天里最棒的瞬间。

标题:“台湾印象:台湾再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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